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顏新文 通訊員 俞晶晶 師法起
“原本下半年可以晉升警監警銜,實現當警察最大的夢想,而今卻要走進監獄接受改造,‘晉監’與‘進監’多么巨大的反差,這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哀!后悔呀!”在張軍兒的悔過書中,字里行間都透露著悔恨,但這樣的悔過,來得太遲了……
經審理查明,張軍兒利用擔任舟山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支隊長職務便利,為他人謀取利益,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價值人民幣410余萬元;通過通風報信、幫助逃匿等方式,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成員,縱容其違法犯罪活動,涉嫌包庇、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。2019年8月,張軍兒受到開除黨籍、開除公職處分,因涉嫌犯罪,被移送司法機關審查起訴。
從一名模范的人民警察,一名為人民服務的公仆,到一名違紀違法者,他究竟是如何墮落至此呢?
“我以為是‘天知地知,你知我知’”
2018年8月的一天,一條匿名短信點亮了張軍兒的手機屏幕,看完短信的他略有所思地撥通了對方的電話。
電話那頭的人是兩個月前被警方立案的涉黑人員任某某,逃匿在境外的他偷偷聯系上自己的“好兄弟”張軍兒打聽案情。同年9月,任某某被抓捕歸案,其妻子王某某再次找到了張軍兒。面對王某某的求助,張軍兒并未拒絕,還結合自己的工作經驗,指導王某某如何躲避偵查。
前有不及時向組織匯報,私自聯系正被通緝的涉黑人員,后又指導涉黑人員躲避公安偵查,本是黑惡勢力“天敵”的公安民警怎么成了通風報信的“內鬼”?
事情還得從張軍兒與任某某的相識說起。
2012年,張軍兒與任某某相識于一場飯局,做“資金生意”的任某某在認識了時任經偵支隊隊長的張軍兒后如獲至寶,對其積極拉攏,大獻殷勤,經常邀請張軍兒一起吃飯聊天,一來二往間兩個人就成為了“好兄弟”。
為了讓張軍兒這座靠山更加穩當,任某某在一次吃飯中透露自己手中有一套債務人用來抵債的房子,可以便宜出手,并表示可以先行借款給張軍兒用來支付房款。張軍兒想到兒子大學畢業后有購房需求,再加上房款便宜便買下了這套房子。而在后期的還款中,任某某免除了張軍兒30萬元欠款。
之后的幾年,張軍兒和任某某的“友情”在一次次的吃喝宴請和金錢來往中愈加深厚。明知任某某的“資金生意”有明顯的涉黑傾向,張軍兒選擇了包庇縱容,甚至幫助其逃避懲罰。
“天知地知,你知我知”是兩人頻繁交往中形成的“默契”。然而,張軍兒只知“天知地知,你知我知”,卻忘了“若要人不知、除非已莫為?!眮G掉初心的張軍兒不僅丟掉了黨性原則,同時也丟失了自己,而昔日的“友情”早已演變為冰涼的鐵鏈和手銬,終成作繭自縛。
“幫朋友忙是舉手之勞,我沒有主動要”
張軍兒的蛻變源于崗位的轉變。2009年,張軍兒從技偵支隊長調任經偵支隊長,主要負責轄區內經濟犯罪案件的偵辦,對虛開增值稅發票、合同詐騙等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經濟犯罪活動進行嚴厲打擊。對多數依法合規的企業主來說,經偵支隊就像“保護神”,在經濟領域為他們保駕護航。但在一部分投機取巧的企業主眼里,他們之間的關系更像“貓與老鼠”。身為經偵支隊長的張軍兒對經濟犯罪案件能否受案有重要的話語權,如果能和張軍兒牽上線,搞好關系,就相當于為自家企業的發展買了一份保險。于是漸漸地,一些別有用心的老板和企業主們開始盯上了張軍兒……
而此時的張軍兒人到中年,工作上已經到了瓶頸期,自認為多年沒有受到提拔晉升機會渺茫,內心漸漸有了落差。面對老板和企業主們的討好,張軍兒內心的防線開始松懈。第一次走上老板的飯桌,第一次收受“朋友”的煙酒,第一次用手中的公權力收受禮金……張軍兒在新的崗位上得到了被重視的滿足感,心里的落差漸漸被填滿。
“我只是為了幫朋友的忙”——他用這樣的借口給予自己心理暗示,以此來撫慰自己實施違法行為的隱隱不安,也讓內心不踏實漸漸變得心安理得。
貪欲的大門一旦打開,各種“機會”便輕而易舉地找上門來。2016年下半年,一個外地企業老板張某順著人情關系找上了門。因與舟山本地企業發生民事經濟糾紛,張某想借助經偵的力量以刑事立案的方式威脅對方企業早日還錢,但民事經濟糾紛并不在經偵介入調查的范圍,最初,張某的請求被張軍兒拒絕了。
“張支,也沒什么其他要求,就希望您能對我的案子關注一下”。幾天后,在夜深人靜的馬路上,張某再一次“巧遇”了張軍兒,并將裝有十萬元現金的“小意思”塞到了張軍兒的手中。面對這十萬元的誘惑,張軍兒動搖了?!芭笥颜椅規兔?,我只是順手幫一下,別人如果要表示心意,也是姜太公釣魚——愿者上鉤,與自己關系不大?!痹谶@樣的借口驅動下,張軍兒對企業老板張某的案件線索辦理了受案手續,并找到舟山企業的負責人進行談話、施壓,淪為企業老板張某的“討債人”。
“320萬也就只是傭金而已……”
在貪念和僥幸的雙重驅動下,張軍兒的私欲不斷膨脹。在即將退居二線之際,他動了再撈一把的心思,巧合的是,一單“大生意”來了。
2016年,新加坡的一家外資企業和舟山的一家本土企業發生了經濟糾紛,舟山企業欠款六千多萬元。為了拿回這六千多萬元,新加坡企業幾經輾轉,于2017年底通過張軍兒同學蔣某找到了張軍兒,希望他能給舟山本地企業施壓,早日歸還欠款,并約定事成給予320萬的“傭金”。
面對數額如此巨大的好處,張軍兒內心開始劇烈動搖,欲望與擔憂共漲,心里反復權衡,不斷盤算著如何規避風險。新加坡是涉外企業,不適用中國法律,通過傭金的方式隱蔽性強,不易被發現。而且這家舟山企業知名度小,很少有人會關注……“欠債還錢本就是應該的,施點小壓也不是什么問題……”很快,他為自己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,不斷地說服自己。
盡管內心忐忑,但320萬的傭金實在誘惑太大。張軍兒想到自己已經到了退居二線的年齡,再晉升也不太可能,不如趁機再拿一筆。于是,他再次動用了手中的權力,親自找到了舟山企業的負責人虞某,談話施壓。最終新加坡企業如愿以償,分批次收到了欠款。
事兒辦成了,傭金怎么收?張軍兒留了一個心眼,自以為萬無一失。按照約定,舟山企業每還一次款,張軍兒就會收到一次傭金,但傭金并不是直接打給張軍兒,而是由新加坡企業先行打給中間人,再輾轉經過三次轉賬到達張軍兒的“腰包”。
從10萬到320萬,欲望的雪球越滾越大,伸向罪惡的雙手再也無法收回,此時的張軍兒儼然已經徹底淪為了金錢的俘虜……
回想當年,張軍兒也曾意氣風發,從警的25個年頭里,曾先后被聘為高級工程師,公安部十二局、省廳技偵專家庫專家,曾榮獲個人二等功二次,個人三等功三次,嘉獎多次,被省公安廳評為科技先進個人……這些榮譽都被他珍藏在抽屜的小紙袋里,好好地保存著。然而,這一切往事,都隨著紙張的泛黃隨風飄散了。
辦案人員指出,執法之舉,當以法為本、公正至上。張軍兒動用自己手中的刑事權干預民事糾紛,收受不義之財,甚至包庇縱容黑惡勢力,其蛻變值得每一名黨員干部警醒。把忠誠當負累,視底線于不顧,與黨紀法律相背而行,與犯罪分子蛇鼠一窩,終將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。